编者按：曲钦岳，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留校任教。1964年任讲师，1978年晋升教授，1979－1980年任天文系主任，1980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4－1997年任南京大学校长，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0年被美国SeatonHill学院授予名誉博士，1991年被美国Lingston 大学授予名誉博士。1978年以来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成员，教育部（国家教委）理科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83年后兼任天文组组长），中国天文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高教学会副理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苏省科协主席。1982年以来连续四次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高能天体物理专业部组织委员会委员。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0年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1995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99年经国际天文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国际编号为3513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曲钦岳星”。
问天，星火其初
1953年，曲钦岳走进南京大学天文系，踏进了中国现代天文学未竟的初篇。大二那年，他主动发起创设“学术园地”，倡导同学记录学习心得，分享思辨之火。那时，曲钦岳与汪珍如女士同为南京大学同班同学，自求学伊始便结下深厚情谊。两人志业相近、志趣相投，在动荡年代中携手走过最初的求学之路，他们一起经营这片学术园地，一起呵护它，让知识在青年学子心中落地、生根、成长，汪珍如成为了他后来的伴侣，从此两人在彼此人生中，互为支点，双星闪耀。 后来交棒于曲钦岳的系主任戴先生曾如此评价他：“曲钦岳是我们南大天文系最有希望的年轻人。” 1957年，曲钦岳以卓越成绩毕业，被评为全校优秀学生。他与志同道合的汪珍如一道，义无反顾地选择留校任教，两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携手并肩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筑基。
筑基，沉光始微微光致远
在那个仰望苏联为“科学灯塔”的年代，曲钦岳却是一位敢于对权威举火的青年学者。1958年，曲钦岳参与我国第一座太阳塔的建设工作。当时设计主持的是一位苏联专家，曲钦岳敏锐地发现转向镜部分的设计存在缺陷，若不及时修正，将严重影响太阳塔的性能与可靠性。这不单是技术问题，更关乎国家科研基础设施的未来。在一次方案论证会上，曲钦岳果断地公开提出质疑，而苏联专家坚持己见。然而，曲钦岳亦据理力争，逐条指出设计漏洞。最终，方案得到修正。学术守正的情景数年后再度上演。苏联著名学者索波列夫提出了“8型发射星线谱”的权威理论，但曲钦岳和夫人汪珍如在深入研究后，发现其存在关键性误差。他们严谨推敲，直面质疑，并撰写成论文，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上。这篇文章在学术圈激起不小的涟漪，旋即被《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转载。这种敢于质疑、忠于真理的姿态，展现出了青年科学家应有的胆魄和风骨。
1973年，在戴文赛主任的指导下，曲钦岳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合办了“南方天体物理讨论班”，和在大学时代创立的“学术园地”一脉相承。很快，南京大学在国际天体物理学界的影响力重新崛起。宇宙伽马射线爆、脉冲星年龄争议、反常中子星模型等研究不断涌现，“中国解法”迅速登上国际学术舞台。
同年，宇宙伽马射线爆被首次发现，曲钦岳和汪珍如以敏锐的学术直觉迅速提出了“恒星超耀斑模型”，这篇论文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和《天文学报》，随即被国际同行关注，成为国际高能天体物理界的重要声音。1976年，当西方科学界对1953号脉冲星的本质争论不休时，曲钦岳带领团队另辟蹊径，以四十余颗脉冲星的实证数据，绘制出能损率与待征时标之间的统计曲线，并以此精确验证了磁偶极辐射模型。这条统计曲线不仅与理论预测严丝合缝，更指出1953号是一颗年老而正常的中子星，终结了持续多年的国际争议。。
1978年，曲钦岳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79年4月，曲钦岳就任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次年，年仅45岁的他当选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学部委员（院士），成为当时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曲钦岳的学术研究从未止步。在李政道提出“反常核态”后，他敏锐地将这一概念首次引入恒星结构研究，提出了“反常中子星”的创新假设，并严谨地推算其质量极限。1982年，在希腊召开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大会上，他作专题报告，并被遴选为高能天体物理专业组织委员会委员，自此，他的名字被正式镌刻进世界高能天体物理学的学术版图。
彼时，中国的“高能天体物理学”学科体系尚不成熟。曲钦岳凭借着深厚的积累与敏锐的判断，推动着学科的持续发展，他开设系列核心课程，他所主讲的《恒星物理》《天体物理辐射理论》《理论天体物理》等等，成为南大天文学术体系的“基石课程”。他主编多部教材，他在全国天文教材编审中担纲组长，牵头制定了涵盖十八本教材的系统建设计划，为中国的高能天体物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燃灯，奔走求索为南举火
1983年5月，南大匡亚明校长与诸大学校长联名请求教育支持重点高等学府的复兴与发展。翌年春，“七五”规划正式发出，国家将倾斜资源、重心扶植若干所高校。五校入围，南京大学，不在其中。 彼时成为学部委员已有4年的曲钦岳正立于学术巅峰，然而，就在他潜心沉醉于宇宙的无垠深邃时，一纸校长任命突至案前。那一刻，曲钦岳踟蹰了。他深知，一旦投身行政管理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大量研究时间，他也清晰地感知到南大彼时内外交困、师资凋敝、学生培养模式仍多沿袭旧制的现实，改革之艰如逆水行舟，完全存在让他行政与学术同折戟共沉沙的可能。最终，曲钦岳接下了重任与挑战，成为点燃一所大学薪火的引路人。
1990年秋，为争取南大跻身“八五”重点高校，曲钦岳北上奔波。 9月18日，秋意渐浓。他与秘书再次踏上征程。他们半日内竟走遍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党校，五校领导无不被他的赤诚所感染，逐一得到校领导的签名支持，他们一起倡议国家设立“八五”重点建设高校，为中国高等教育为南大争取制度化的资源支持。 最终，当他们顺利把这份沉甸甸的联名信送抵国务院时，曲钦岳难得露出一丝轻松。
守夜，大学之精神
曲钦岳深知，南大的复兴，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扬汤止沸之策。接任后，他用数周时间深入系所、实验室、学生宿舍，倾听师生心声，触摸大学的真实温度。他不急于挥刀斩乱麻，而是以学者之缜密，勾勒南大的发展蓝图。
他带头制定《南京大学1984—1990年发展规划》，要把南京大学建设成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技术学科和管理科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具有自己特色和重要国际影响的社会主义教育、科研中心。1985年10月，《人民日报》刊发了他的文章《要建一批高水平的综合大学》，他直言：中国所谓综合大学，多囿于文理二科，难称真正多科综合。时代呼唤跨学科的通才俊彦，大学当以融通之姿，回应国家之需。
曲钦岳深信：“大学之活力，始于教授。”他反对以“帽子工程”或行政级别衡量学者，主张以“内在驱动”为创新根基。他推行公平竞争机制，贯穿学科建设、科研立项、经费分配等方方面面，使“南郭先生”无处藏身。他强调物质与精神激励并重，为学者营造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
1980年代的中国高校，学生入学即被专业锁死，才华若与路径不合，便可能湮没于尘。曲钦岳果敢打破这一桎梏，破例开放转专业政策，让学生的才华不再被框定于一方天地。更进一步，他提出双学位与主辅修制度，让南大的校园弥漫着自由与探索的学术之风。
南大确立了以“课堂教学、学术活动、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为主体的“三元结构”教学模式。曲钦岳深信实践是最深刻的教育。他设立“学生科研训练”与“社会实践奖励”制度，鼓励学子走出象牙塔，投身社会磨砺锻炼。他引入“第二课堂”生态，讲座、论坛、社团多如繁星点缀南大校园。从“现代哲学思潮”到“诺贝尔物理奖理论”，从法学会到诗社，八十余个社团百花齐放，激发了青年学子的热情与创想。
2017年7月，汪珍如女士因病辞世。曲老近年亦身体抱恙，久不见客，此文亦未能亲访致意，只得依托有限资料，缀写片羽，以志其行。
5月20日是南京大学的生日，5月21日是曲老的生日，123岁的南大生日快乐，90岁的南大守夜人，祝您生日快乐，非功利以为驱，非权威以为畏，非浮名以为扰，星光不熄，薪火长燃。
撰稿：闫海磊
来源：南京校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