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逆全球化、美国关税政策以及经济的不确定性，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几大关键因素。

“数智技术不仅正在改变传统的货物贸易形态，解构传统的关税壁垒甚至非关税壁垒，而且也使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产生新的运作方式，从而建构国际贸易新形态。”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兴华接受南方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将向全球价值网（Global Value Networks）演进，在这样的背景下，数智技术及其产业生态将重构国际贸易形态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刘兴华进一步表示，在数智时代，跨境电商将穿越关税战的硝烟，找到一片又一片新的蓝海，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开辟新的广阔天地。

数智技术赋能   国际贸易建构起新形态

南方财经：最近一两年来，关于贸易摩擦和逆全球化的讨论越来越多。在你看来，我们如何用宏观视野去分析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走向？

刘兴华：纵观人类文明演进史，人类社会一直在人性需求的牵引下，在好奇心的加持下，沿着三条路径寻找最佳解决方案：一是物质和能量的采集、加工、传输和利用，这是人类体力的扩展和延伸；二是信息和思想的采集、加工、传输和利用，这是人类脑力的扩展和延伸；三是人类寿命的延长和生存质量(包括精神质量)的改善，这是人类健康水平和精神素质的扩展提升。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沿着这三条路径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创新成果，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协作范式、贸易范围、治理体系等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在500多年前，人类社会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地球在人类的地图上才开始真正被画成圆形，由此发生了民族国家的一系列竞争和演化，出现一系列推动时代进步的思想变革和制度创新，产生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开创了一系列全新的商业模式、企业管理模式和全球协作模式，人类社会开始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全球化不断迭代升级。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新一轮全球化，更是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繁荣。

沿着技术革命、产业变革和全球化路径来观察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看到，如今人类社会正在迎来继大航海时代以后又一个新的大变局，其重要特征就是数字智能化、绿色低碳化、人机互动化。与之相对应，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大智能、大能源、大健康时代。于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形成的三条演进路径，如今正在实现有机融合。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设备正在使制造业更加个性化和柔性化，同时也使生产过程变得更加无差别化，无人工厂、无灯车间将大量涌现，而生产性服务业将更加发达，“微笑曲线”也将变得更加弯曲。至于3D打印这种全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将对传统制造业产生革命性影响，个人用户既是消费者，同时也是产品的设计者、生产者和销售者。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每一位大模型的使用者，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大模型的研发训练者。现在人们出行时使用在线导航地图，这已经司空见惯。实际上，在线导航地图的每一位使用者，同时也是地图的绘制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某些国家发动的贸易战虽然正在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但是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以后，我们回头来看，这仅仅是一个历史插曲。在人性需求和新一轮技术革命、产业革命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一定会生生不息。

南方财经：从技术赋能的角度看，您觉得数智化生态将如何构建国际贸易新形态？

刘兴华：数智技术不仅正在改变传统的货物贸易形态，解构传统的关税壁垒甚至非关税壁垒，而且也使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产生新的运作方式，从而建构国际贸易新形态。

在生产组织形式和知识产权交易方式上，将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像GitHub这样的平台上保存并且共享程序代码和数据，彼此拥有松散但又有序的协作关系，没有明确的个体来主导经营，也没有下达指令的上级。越来越多的个体依靠功能特色各异的平台开展跨国跨境协作，共同创造并分享财富和价值。

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来临，全球价值链网络化、去中心化和产业边界融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将会向全球价值网（Global Value Networks）演进。

在全球价值网背景下，数智技术及其产业生态将重构国际贸易形态。一是跨境电商崛起，B2B与B2C融合，使交易模式发生变革；二是智能化和自动化优化了供应链管理。智能供应链系统可实时监测市场需求，提前调整生产计划和库存水平，有效降低运营成本；三是数智技术使企业能够及时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偏好，实现精准营销；四是金融科技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安全、便捷、多币种的跨境数字支付方式。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助力实现供应链金融自动化和透明化，提高了效率，降低了风险。五是数智技术将有效提高贸易监管的效率和精准度。

八大方面综合推进  迎接数智时代跨境电商新未来

南方财经：最近几年来，中国跨境电商有哪些新的变化？为何有这样变化？

刘兴华：近年来中国跨境电商逆势增长，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交易额不断攀升，成为全球电商领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体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全球化的本质规律。而这一切又有赖于我们国家近年来数字智能产业生态的构建。

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指标体系》和数字中国发展指数。2024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为150.51，同比增长10.65%。中国的数字经济指数如今早已超过所有发展中国家，而且已经超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2024年12月1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打造“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升级版实施方案》，进一步巩固提升“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实施成效，加快5G与工业的融合渗透，推动“5G+工业互联网”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创新发展。预计到2027年，“5G+工业互联网”广泛融入实体经济重点行业领域，网络设施、技术产品、融合应用、产业生态、公共服务。到2027年建设1万个5G工厂，打造不少于20个“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试点城市。

与这些关联的是，我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统一大市场建设、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上高等教育普及化创造的人才红利，将为跨境电商和新型经济全球化创造更加有利的发展条件。

南方财经：我们应如何去迎接数智时代跨境电商新未来？

刘兴华：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未来到底如何，取决于我们当下做什么、如何做。

在数智时代，全球贸易发生新变化，跨境电商如何发展？

一是培育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继续增设一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鼓励在综试区内新建一批集原料生产、加工制造、物流仓储为一体的跨境电商产业园。支持众多小微企业积极依托综试区和产业园扩大出口，在海外拓展新商机。

二是实行关税优化和成本控制，适度开展智能拆单与海外仓布局，同时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探索中转模式和途径的迭代创新。

三是进行市场多元化拓展，适度降低对美国市场依赖，努力开拓东南亚、中东、非洲、南美等新兴市场，特别是努力拓展RCEP国家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不仅要让中国产品走向全球，同时也要布局全球市场，买全球卖全球，赋能各国中小企业的产品进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

四是开展社交电商与内容营销，形成“内容引流－平台转化”生态，让电商与内容双向赋能。

五是推动数字化技术创新。我们已经看到有不少跨境电商企业已经利用AI选品系统，实时分析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趋势，预测爆款商品，同时还利用区块链溯源使商品从工厂到海外仓的全链路数据上链。

六是开展近岸供应链布局，建设海外组装中心，在最大程度上利用有关区域贸易协定规避关税壁垒，同时强化供应链的柔性化快速反应能力，使传统外贸“大进大出”模式向“小批量、多频次”转型。

七是跨境电商及其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的企业要密切关注政策形势变化，不断增强对各国监管税务、文化习俗、法律规范的把握和适应能力，保持合规经营，避免因违规行为导致的罚款、货物扣押等风险。

八是依托国内普通高校和大型电商平台企业，培养兼具外语、贸易、法律、技术专业知识的复合型跨境电商人才。

来源：《投资快报》2025-08-12

制造企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全面提升制造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强化制造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推动制造业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关键，更是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有力支撑。

制造企业科技创新取得显著成效

强化制造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以制造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是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飞速发展，制造业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主体和骨干支撑，其生产方式、组织模式、产业链布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业正经历着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这不仅体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更标志着发展模式从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端制造，转型升级为依靠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端创造。

强化制造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能有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是中国制造业走向高端的必由之路，也关系到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此外，通过发挥制造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可以推动传统制造产业升级改造，培育和发展新兴制造产业，激发制造企业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无限的发展潜力，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

近年来，我国制造企业科技创新动力和能力正在快速提升，企业布局建设更多国家级创新平台，积极承担国家科技创新项目。2024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68%，经费总额突破3.6万亿元；发明专利授权量104.5万件（增长13.5%），高价值专利密度提升至14件/万人，居全球首位。另外，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46.3万家，规上工业高新技术企业达16.9万家。我国已有570多家工业企业入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占比近1/4。与此同时，2024年布局5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累计达到33家，突破关键共性技术672项，实现技术成果转化690项，孵化企业182家。为更好支撑技术迭代、工艺改进、产品创新，我国加快布局建设制造业中试平台，全国制造业中试平台超过2400个，已有超过15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开展中试活动。上述数据表明，制造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催生新市场、新需求，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强化制造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我国创新人才、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创新资源主要配置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制造企业创新资源相对缺乏。其次，各类型制造企业尚未充分挖掘并发挥自身独特优势，龙头企业难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企业协同创新，大型制造企业难以承担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研究，中小微企业难以强化基础创新与原始创新能力。同时，制造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成果供需衔接不够、转化机制激励不够，阻碍制造企业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三方面入手强化企业科创主体地位

强化制造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应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真正发挥制造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实现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具体而言，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建立多元主体深度融合的创新资源保障机制。强化制造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需要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促进各类创新资源向制造企业聚集。政府积极引导建立科技创新激励政策体系，完善重要科研成果的标准、奖惩、合作共享等制度机制，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推动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科技创新，使制造企业能在参与科技创新中受益。制造企业合理规划和配置科技创新资源，加强项目、资金、基地等创新资源的统筹，吸纳高层次创新人才，引领产业创新、营造创新生态，全面加强绩效管理，同时大中小制造企业形成创新联合体，促进创新资源共享与技术交流。企业科研人员应与高校、科研院所主动对接，积极参与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带动制造企业积极开展各项科技创新活动，进一步夯实制造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二是完善各类型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制机制建设。引导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制造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科技创新，不断增强制造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对于龙头企业，应鼓励其积极发挥引领作用，设立科技创新专项基金、搭建新型研究机构、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制造企业科技创新体系，带动上下游企业持续获取新技术和新知识。大型制造企业需加大研发投入，聚力攻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通过自主研发和合作创新等方式，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加强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创新。中小微企业则需突破狭窄细分市场规模和资源叠加的成长瓶颈，加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的投入力度，提高基础研究的协同效率，提升企业原始创新能力。

三是提高制造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效率。强化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发挥制造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畅通科研成果转化通道，推动科技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和价值转化。健全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和管理标准，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制造企业科技创新成果，同时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推动企业主导的成果转化项目落地。挖掘制造企业引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潜力，鼓励制造企业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支持科研成果的规模化实验，提升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制造企业自身应健全产学研成果对接和产业化机制，加强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建设，主动为创新成果打造更多战略前沿技术和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切实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效率，加速成果转化的步伐。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科技日报》2025-08-11

■嘉 宾： 殷德生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陈 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长聘特聘教授

罗长远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编者按 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也是我国应对外部形势变化的主动作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新的历史起点上，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哪些新的内涵？上海如何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文汇报》约请三位专家研讨交流。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形势下，如何科学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内涵、新要求？

陈强：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动打开国门，努力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节拍。通过不懈努力，中国与许多国家都结成了互惠互利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并与国际科学界开展全方位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科技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显然，开放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近年来，科学研究范式和技术突破模式加速迭代升级，重塑全球生产、贸易和研发格局。科学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内涵和新要求，必须准确研判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以及世界格局变化发展的新趋势，深刻认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创新耦合演进的新规律，理解好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战略需求，既要主动适应并融入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也要积极参与科技新领域和产业新赛道的规则制订，争取战略主动。

殷德生：新形势下，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相对于市场型开放，制度型开放侧重于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国际经贸领域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和创新网络，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要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新时代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又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此擘画了“施工图”，从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到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体制改革，从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到完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制度型开放的逻辑主线逐步展开。在外贸体制上，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外商投资体制上，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在区域开放体制上，既要求面上的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又要求点上的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以及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罗长远：在新形势下，要从三个层面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和要求。

其一，要呼应中国的自身需求。早先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有被“拉着走”和“推着走”的特征。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也是人均GDP达1.3万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中国的对外开放越来越带有自主的性质，是内在驱动的对外开放，要及时呼应自身需求。

其二，要呼应发达国家的合理诉求。中国处在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关键历史时期，发达国家既是学习对象，也可能是拦路虎。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呼应发达国家的合理诉求，维护正常经贸往来，努力结交新朋友。

其三，要呼应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中国的发展，同时对中国有很多期待，中国要通过单边开放积极稳定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做到不忘老朋友。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是一致的，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达到三个目的：在国内，调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在国际上，调和中国与他国的经贸关系，因为跨国经贸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同时，要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落脚点和最本质的要求。

主持人：当下的世界，纷至沓来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冲击着国际秩序。我国如何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开放合作？

殷德生：我国一直把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开放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围绕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将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打造高水平国际经贸合作平台，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功能是超越数量和规模、甚至高于质量和效益的特质，能级的表现形式就是功能。这三大全球开放合作平台的建设旨在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功能。

罗长远：在美国对等关税政策背景下，中国积极促进全球合作，降低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体现了大国担当。

一是与美国举行多轮谈判，避免关税战进一步升级。今年5月和6月，双方在日内瓦和伦敦举行谈判，达成了一定共识，马上将在瑞典举行第三轮谈判。

二是与欧盟举行谈判，稳定中欧经贸关系，在电动汽车、稀土、地缘政治等议题上加强沟通。7月，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华，出席第二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

三是做好周边工作，强化与近邻的经贸关系。今年4月，中央召开周边工作会议。随后，总书记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进行了访问。稳定和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为促进国际政治和贸易环境回稳向好做出的努力。

四是升级自由贸易协定，让双边贸易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去年10月，中国和东盟十国完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去年12月，中国和新加坡进一步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生效。中国也正与韩国、瑞士和秘鲁进行自贸协定升级的谈判。今年3月，第13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在韩国举行，就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保持讨论。

五是单边开放提速，为最不发达国家创造更为友好的贸易环境。去年12月，我国宣布对43个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含33个非洲国家）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今年7月，又将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扩展至非洲53个建交国。

陈强：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持续累积：一是地缘冲突不断升级，世界和平面临巨大挑战；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发起的关税战愈演愈烈，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脱钩断链”的严重威胁；三是国际科技和产业合作形势严峻，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技术民族主义盛行，正常的人员往来、要素流动、平台共享、成果共用受到人为干扰；四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高性能机器人等基础性技术快速突破，大规模应用后，可能导致部分产业根基失稳，进而引发就业结构失衡和社会失序。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国际形势“乱云飞渡”的非常时刻，中国应携手世界各国，共创美好未来。一要进一步强化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与相关国家共同推进面向特定领域的技术交流和市场合作，增强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二要充分利用大科学设施集聚的优势，增强议题设置能力，策划和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面向重大气候变化、重大疾病防治、重大灾害治理等全球性议题，动员和组织国内外优秀科技力量，为世界和平和繁荣发展提供更多选项；三要密切跟踪和分析可能引致重大产业创新的前沿技术研发动态，进行更加聚焦、更具深度的前瞻性布局，并与国际科技和产业界开展深入合作，开拓能够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增量市场。

主持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以系统性思维推进“五个中心”建设新布局。在全方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更好地为国家试制度、测压力、探新路方面，上海积累了哪些经验？

殷德生：首先，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明确定位。打造经济增长极，提升世界影响力能级，要求经济总量在全球城市中持续进位，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形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取得重大突破，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近年来，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全面增强，“五个中心”核心功能大幅跃升，原创性、引领性、战略性重大科技成果持续涌现，全球要素资源高效流动、高效配置、高效增值，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地位更加凸显。

其次，以实施国家战略任务为牵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相互促进的机制不断深化和完善。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高起点推进，临港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加速孕育，上交所科创板和注册制效应不断放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不断走深走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凸显。上海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实现了自身能级的提升，上海自身能级的提升又进一步开辟了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境界。以结构性和系统集成性改革，破解深层次矛盾和关键瓶颈，尤其是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以及建立统一大市场。在建设能级更高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过程中，不断提高对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吸引力。与此同时，上海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从中心城区到“五大新城”，再到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龙头、“一带一路”桥头堡，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协同支撑体系。同时发挥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长江经济带等一系列对内对外开放枢纽作用。

罗长远：在投资开放方面，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开启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改革进程。在贸易开放方面，上海的通关便利化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外籍人士入境方面，中国针对特定国家的限时免签政策推出后，上海成为很多旅客的首选入境城市，浦东机场作为全国最大空港口岸实施“联动过境免签”，支持外籍旅客跨区域流动。在服务业开放方面，今年2月，西门子数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在沪国际企业获得增值电信业务资格，上海在国家增值电信业务对外开放方面迈出关键的一步；今年3月，上海德达心血管专科医院获批全国首家外商独资心血管专科医院。在单边开放方面，第七届进博会为37个最不发达国家企业提供120余个免费展位。在制度型开放方面，今年7月，上海自贸区77条试点措施在全国推广，其中涉及政府采购的15条、涉及数字贸易规则的15条等都具有首创性和引领性。

陈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上海一直扮演着“服务全国，链接世界”的角色。新发展背景下，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就是要以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功能互补、协同并进的体系化布局，深度嵌入全球经济体系和创新网络。另外，上海着力强化的“四大功能”中，全球资源配置和开放门户枢纽两项功能都强调了对上海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的要求。为此，上海努力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一方面，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通过破解区域创新协同中的裉节问题，形成面向特定产业的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为打造世界级科技产业集群，代表国家参与未来的科技和产业竞争奠定能力基础。另一方面，着力改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一手抓条件和能力建设，提升创新要素的浓度。不断夯实建制性科技力量攻坚克难和社会创新力量能量释放的物质技术基础；一手抓体制机制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基础研究环境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科技评价和科技项目管理、科技服务业等领域实施改革试验，为国内其他地方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主持人：上海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聚焦加快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重要背景，上海如何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创新活力，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陈强：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指出，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培育创新创业文化，健全科技金融支撑体系，完善创新型企业培育体系，打造全球领先的科创园区，深化国际科技开放合作。近年来，上海在全球科技版图中的坐标不断前移，清华大学和Nature联合编制的国际科创中心指数GIHI显示，上海的综合排名从2023年的第10位上升至2024年的第7位。其中，创新生态指数排名从2023年的全球第13位上升到2024年的第4位，进步显著。从分项指标看，上海在“开放与合作”和“创业支持”两个方面表现不错，分别居全球第4位和第3位；“公共服务”虽有明显提升，但仍未进入排名前十。“创新文化”指标则严重拖了后腿，排在榜单靠后位置。经过近十年的全力建设，上海科技创新的“硬条件”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应依托这一来之不易的条件基础，在主体协同、要素聚合、能力集成、机制联动上多做文章，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的突破口。同时，着力改善上海科技创新的“软环境”。一方面，要弘扬“店小二”精神，弥补公共服务的短板。另一方面，对标国际标杆城市，久久为功，涵养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

殷德生：上海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方面，紧盯世界重大前沿技术，实现技术从跟跑、并跑转向领跑，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在天宫、北斗、天眼、蛟龙、墨子号和大飞机等重大科技前沿领域异军突起，打造了一批全国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引领新兴产业。上海创新型经济的鲜明特征就是基本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上海在蓝天梦、中国芯、创新药、智能造、未来车、数据港等新兴产业上加速布局，并取得显著成效。作为创新之城，上海特别重视为创新型头部企业大展身手提供丰沃的“土壤和养料”，加速创新企业、创新机构的集聚。最后，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依靠原创性、引领性、战略性重大科技自立自强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上海以“四大功能”促进“五个中心”能级提升，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以三大国家实验室建设为契机，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和战略前沿领域，全面提升张江科学城能级，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形成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旨在强化高端产业引领，为打造“三大先导产业”世界级产业集群、“六大重点产业”创新突破、一批未来新产业布局成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罗长远：在科技创新方面，上海的体制机制改革要围绕“人”字下功夫，打破人才流动的制度藩篱，营造国际前沿、制度领先、氛围友好、愿来能留的用人环境，成为青年人、企业家和科学家安身、立命、创业和成长的高地。科创需要“不安分”，上海要成为青年人“宜处敢拼”的城市。科创需要“嗅觉灵”，上海要成为企业家“宜业敢闯”的城市。科创需要“想象力”，上海要成为科学家“宜居敢干”的城市。

来源：《文汇报》2025-07-27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