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一个广为接受的原则是，更高的生产率会带来更高的工资，并最终促进企业增长。其逻辑很简单：人均产出更高的企业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资，同时保持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这种联系在很多国家都有充分的记录。

北马其顿的经济正在发生一些有趣的变化。自疫情爆发以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以企业营业收入减去材料成本后除以就业人数来衡量）一直在上升。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毕竟，更高的生产率与更高的薪酬息息相关。但问题在于：实际工资并没有跟上。事实上，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变化，它脱离了我们前几年看到的稳步增长轨迹。即使工人对产出的贡献增加了，他们也未必能在工资单上看到这种体现，至少到2022年的平均值是这样。

为什么工资没有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呢？

这种脱节引发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是企业抑制了工资增长，还是工人的议价能力被削弱了？又或者，生产率的增长是否集中在那些雇佣员工不多的行业？在北马其顿，答案似乎在于经济增长在经济中的分配方式。

这一悖论并非源于高生产力企业的短缺。相反，生产力的广泛差异表明，一些企业（主要是出口商和外资企业）表现良好，蓬勃发展。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的成功并未惠及经济的其他领域。

高生产力企业确实存在，尤其是在信息通信技术（ICT）等行业，但它们规模不大，而且往往集中在特定领域。这些企业倾向于聘用专业人才，这意味着其工资增长并未被所有劳动力广泛分享。

与此同时，大部分就业增长发生在制造业中生产力较低的领域。许多此类企业在疫情后有所扩张，但生产率增长却较为有限。纺织和基础制造业等行业继续吸收大量劳动力，但工资增长机会有限。即使在汽车装配等新兴行业，规模效益也未必能转化为普遍的工资增长，这可能是由于技术升级有限所导致的结果。

由此可见，技能错配、劳动力流动性有限等结构性问题，以及高生产率企业在规模和领域上过于狭小集中，无法形成外溢效应和产业间互补创新，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工人转向薪酬更高的工作岗位。这种低效的分类机制使许多工人即使在部分经济领域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仍然被困在低生产率、低工资的岗位上。

解决这一悖论不仅仅需要提高企业层面的生产力，同时也需要政策制定者进行管理创新，因为管理创新是释放新质生产力潜能的重要手段。

因此，对于北马其顿而言，政策制定者必须：加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减少技能错配；支持低生产力产业的升级；鼓励特定企业的高生产力和工资增长向外部领域扩散。

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生产力增长将与工资增长持续脱节，从而损害包容性发展和长期经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