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欧和东南欧的议会制民主国家中，鲜有总统能够“突破角色限制”，在象征性的职权范围之外发挥更大影响，或以“远见卓识的领导力”在地缘政治动荡中留下历史印记，或作为“人民的代言人”纠正政府精英的偏差。在我们公众号关注的这一地区中，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可被视为前者，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斯洛文尼亚总统皮尔茨·穆萨尔）则更偏向后者（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则因常面对政府“空席”而难以归类）。而格鲁吉亚前总统萨洛梅·祖拉比什维利（Salome Zourabichvili）却同时具备这两种角色。直至2024年所谓“俄罗斯法案”引发争议，她一直是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党（Georgian Dream）最坚定的批评者之一；在同年年底被议会罢免、继而由新总统当选之后，祖拉比什维利的总统身份随即陷入争议。这反而使她进一步被视为捍卫欧洲价值观和民主的象征人物，奋力对抗来自北方邻国的压迫与牵制。

祖拉比什维利的总统任期（2018–2024）在格鲁吉亚近年的动荡历史中占有独特地位。祖拉比什维利在法国出生长大，是著名格鲁吉亚流亡家庭后代，曾担任过法国驻格大使，最初在梦想党的支持下当选总统。然而，上任后，祖拉比什维利很快便从与执政党的相对合作转向持续对立。她与梦想党之间日益加剧的裂痕可以追溯到2023年。当时，她在未获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前往几个欧盟成员国进行国事访问，意在推动格鲁吉亚入盟。这些举动招致议会对她发起了未成功的弹劾程序。2024年，《外国代理人法案》或所谓“俄罗斯法案”的出台进一步加深了这场冲突。该法案要求所有接受超过20%海外资金的非政府组织与媒体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被外界广泛认为效仿了俄罗斯的同类法律，旨在打压反对声音。尽管祖拉比什维利行使了否决权，但议会强行通过法案，引发全国范围内、尤其是青年群体和亲民主活动人士的大规模抗议。

这项法案也导致外国媒体对格鲁吉亚政局的高度关注，他们提醒道，在俄乌冲突造成东欧逐渐开启“脱俄”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局势下，某些“西方”国家反而出现了倒退。自1991年独立以来，格鲁吉亚政治不断在自由化与倒退之间摇摆，受国内权力斗争与俄欧地缘压力的交织影响。自2012年上台以来，由亿万富翁比济纳·伊万尼什维利（Bidzina Ivanishvili）创建的梦想党重新塑造了国家政治版图，以改革和推进欧盟一体化的承诺击败联合民族运动党（UNM）。然而，西方媒体认为，这个曾经的改革派政党近年来愈加表现出对权力的集中与制度控制，梦想党通过掌控司法、媒体与地方政府等关键机构，日益边缘化反对派声音，显示出政权稳固同时带来的民主倒退迹象。

所谓“俄罗斯法案”危机凸显出当时格鲁吉亚半总统制体制的根本弱点，也被视为总统与政府之间的大战。在亲西方人士看来，一旦梦想党掌控全部机构，民主机制便容易遭到架空。尽管总统职权受限，祖拉比什维利却努力行使其道义权威，拓宽总统角色的实际影响力。与此同时，梦想党则通过强行立法、启动弹劾程序等手段，表现出削弱制衡、加强一党统治的意图。这种趋势在近年来的政治发展中比较明显。祖拉比什维利的支持者认为，“俄罗斯法案”的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造成了巨大的寒蝉效应，严重威胁到民主倡议和外部支持。

最终在他们眼里，梦想党对这位曾经的政治盟友——如今的体制异见者——进行了致命一击。2024年底，在祖拉比什维利总统任期即将届满前，由梦想党控制多数议会通过争议性法律修改，变更了总统选举程序。原本自2017年宪法改革起，总统由包括议会议员与地方政府代表组成的特别选举团选出，而新法则取消了多数反对派代表的关键制衡作用，并大幅扩大了执政党委任人员的影响力，从而事实上确保了梦想党对选举结果的完全掌控。尽管国内反对派与国际观察人士普遍批评此法案违背民主原则，但该程序仍按新规进行。12月，米哈伊尔·卡韦拉什维利（Mikheil Kavelashvili）——前国家足球运动员、梦想党坚定支持者——在一个封闭、快速的表决程序中被宣布为总统。由于反对党全面抵制选举、过程缺乏透明度，此次选举被反对派和国际观察人士视为存在操控，是不合法的。

2024年末，卡韦拉什维利的当选成为格鲁吉亚政治走向的重要转折点。尽管格鲁吉亚官方和国际承认其为新任总统，但大量西方媒体与格鲁吉亚国内机构仍将其总统地位标注为“争议中”。例如，英文维基百科、英国《卫报》和《纽约时报》均承认祖拉比什维利为“2018–2024年总统”或“前总统”，但会将新总统一职标为“有争议的”。一些依赖AI内容的外语媒体仍沿用“总统祖拉比什维利”称谓。

对此，祖拉比什维利公开谴责此次选举为“违宪行为”，是“对民主原则的背叛”，拒绝承认其合法性，亦未出席新总统就职仪式，并发布声明敦促国内外机构不要认可新总统。在其任期的最后几周，她与抗议领袖会面，通过电视讲话直接向公众发声，重申格鲁吉